1968年12月10日广州股票配资，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与其他兵种、院校的首长们一起欢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。待毛主席等人到场后，陈士榘等人见自己完成了欢迎任务，便边鼓掌边后退。谁知毛主席却从众人将陈士榘牵了出来：“来，到我身边。”从此时起，陈士榘上将开始走上了上升之路，到了1969年，陈士榘成功被选为中央委员。
陈士榘想要退，毛主席却偏要让他进，而这也成为陈士榘建国后仕途生涯的一个缩影。
在陈士榘之子陈人康的回忆录中，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。1965年，罗瑞卿从总参谋长的位置上“退”了下来，总参出现了空缺。当时有两个人选——原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和原华野参谋长陈士榘。
但是众所周知，刘亚楼当时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，肯定不适合当选总长。因此大家皆认为，陈士榘应当是下一任总参谋长。
听闻此消息，陈士榘却有些惴惴不安。他找到刘志坚，说自己只想当个小兵种司令员，对总参谋长没什么兴趣，并让其转告中央。后来的结果一如陈士榘所愿，杨成武成了代总长。到了晚年，陈士榘对陈人康表示，当时幸亏没有选上总参谋长，不然真就完蛋了。
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，同样不想当大将军的将军不是好将军。在我国军事体制内，总参谋长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就如陈赓所说总参谋长就相当于三军司令。当年徐向前、粟裕都曾担任过总参谋长，试问哪位将军对这个职位不向往呢？
然而唯独只有陈士榘，对总参谋长的位置一点也不感冒，甚至“唯恐避之不及”。要知道在战争年代，陈士榘的这种“谦退”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
战争年代的陈士榘从来都是直来直去、当仁不让、锋芒毕露，没有他不敢执行的任务，也没有他不敢担任的责任。
1946年中，国民党第74师奇袭两淮，切断了山东解放区与华中解放区的联系，重创我军多支部队。陈毅、粟裕都有心反攻两淮，找74师复仇。
然而作为参谋长的陈士榘却有自己的主张，他认为相比于两淮，鲁南更重要。于是他绕开陈毅，单独向中央发电，要求放弃打74师，专打鲁南。对此，中央批复同意。
对于陈士榘不经自己同意给中央发电的行为，老上级陈毅怒不可遏：“你向中央告的状？”粟裕则唉声叹气了一晚上。
“七月分兵”后，陈士榘和唐亮带领三纵队和八纵队组成陈唐兵团，与陈赓、谢政委兵团遥相呼应，一路攻城略地、战无不胜。因而有“陈唐、陈唐，势不可挡之称。”
在洛阳战役时，陈士榘有了一个惊人之举。他要求统一指挥陈唐、陈谢两大兵团。要知道陈赓的资历、战功比陈士榘是要高的，但是陈士榘依然如此申请。最终中央批复，同意陈士榘指挥两大兵团。就这样，陈士榘一个上将，指挥了1个大将（陈赓），2个上将（谢政委、唐亮）、
淮海战役时，中野围困了黄维兵团，但苦于缺炮，迟迟无法拿下。于是粟裕派遣陈士榘带领华野三个纵队驰援。
到了中野司令部，陈士榘向希贤政委提议，要求中野让出一个进攻位置。于是希贤政委电询各纵队，结果皆不愿意让位。陈士榘一下子急了，带领着3个纵队就要走。最终好在王近山的六纵让出了位置，才化解了这个尴尬。
陈士榘所部到位后，他又要求统一指挥靠近中野六纵的七纵、十三纵以及华野炮兵第三团。希贤政委考虑了一下，又答应了。
12月14日，陈士榘率部发动反攻，终于打破了疆域，黄维兵团全军覆没。就连希贤政委也不禁赞叹：“还是陈士榘有办法啊。”
陈士榘在战争年代的性格用希贤政委的一个字就能形容，那就是“傲”。当然这个傲不是“傲慢”“骄傲”，而是一种强烈的自信以及敢于任事、立功的精神。
但到了和平时期，陈士榘却迎来了一场蜕变。
正所谓“太平本是将军定，不许将军见太平”。让一个习惯打仗的将军再去适应和平生活是很难的。因此战将们到了和平时期，都面临着转型难问题，即使新中国的将领们也不例外。然而作为一代战将，陈士榘却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转型。
而这个蜕变来自于他执掌工程兵的经历。工程兵，在我军是个小兵种，位置出现了空缺。当时中央军委给出意见，陈士榘或者陈伯钧。毛泽东斟酌再三，最终选定了陈士榘：
“陈士榘祖父克山、克水，父亲、叔叔工兵管代，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。”
陈士榘虽然没有什么当工兵的经验，但他也不言语，直接扎根在荒郊野外以及工地上。当年我国研发原子弹，陈士榘带领工程兵战士前往罗布泊，在茫茫沙漠中建设靶场，吃了很多苦。从1958年到1964年，一待就是6年。
陈士榘不仅成功地完成了修建靶场的任务，还完成了一次心的旅程。
研究两弹磨炼了陈士榘的心性，他每天都要接待形形色色的人，要统筹各个部门的人员。正是这些磨砺，使陈士榘逐渐改变了战争年代耿直、锋芒毕露的性格，学会如何统筹以及安排人员。
与此同时，陈士榘身处大漠，远离政治的喧嚣，反而对自己是一种保护。当他走出大漠时，不仅能力大成，心性同样大成。
陈士榘回到北京后，仍然担任工程兵司令员。1965年12月，工程兵政委谭甫仁找到陈士榘，说他有望接掌总参。然而陈士榘却不以为然，认为自己能打仗，但不能打政治仗，总参的位置他做不了。
不久后，传来杨成武接任代总长的消息，陈士榘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。陈士榘深谙高处不胜寒的道理，更领悟到知足不辱的道理。当然如果换做是战争年代，一向崇尚当仁不让的他，是绝不会推辞总参的责任的。
不仅如此，陈士榘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，也变得更加圆融。例如1968年，中苏对峙时，育帅曾让陈士榘拟定北线防务。陈士榘立刻问：“是否报告杨代总长。”育帅答：“不比，他是管政治的。”
然而陈士榘却感到不妥，他将北线防务计划打印了多遍，上报给叶剑英、徐向前和聂荣臻三位老帅。对此，连育帅也很认可：“再抄送刘帅一份吧。”
陈士榘如此圆融的考虑，与当年绕开陈毅、粟裕给中央发报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能力的增进，心性的增加，让陈士榘终于迎来了质变。
很多人知道，陈士榘对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，他对于主席的崇拜和尊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而主席同样信任这个和自己一起从井冈山上杀出的上将。主席经常说陈士榘和他是“一个山头”的。然而忠诚重要，能力同样重要。而陈士榘的能力不负主席的期望。
1969年，陈士榘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。此前，陈士榘负责的不过是一军的事务，而此时负责的却是全军的事务，统筹各种事情，但是陈士榘依然能够游刃有余。
到了1972年初，陈士榘再次迎来“高升”的机会，叶剑英对陈士榘说，主席考虑调整他的工作。陈士榘问是什么工作。叶帅回答是“国防部副部长”。但对此，陈士榘再次表示了谦退：“我还是当小兵种司令员比较好。”
也许上级采纳了陈士榘的意见，最终他并没有进入国防部。但即便如此，陈士榘依然被重用，依然走得是上升通道。
当年，陈士榘入选军委办公会议，当时军委办公会议有十人，其中七人是政治局常委，而在三个普通中央委员出身的三位成员中，陈士榘排名第一。在那个波澜诡谲的年代，陈士榘不降反升、逆流而上，这是相当难的。
陈士榘能够身居高位，但也能安于享受离休生活。1976年后，陈士榘淡出了领导层。陈士榘曾带领过千军万马，曾身居过要职，但没有了工作，陈士榘依然可以自得其乐。
在退休中，陈士榘最喜欢的就是和那些曾和他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见面。一次，一次，杨得志、杨成武、武修权将军来看他，杨得志看到陈士榘很高兴：“陈士榘万岁！”
陈士榘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别瞎喊，谁万岁呢？”
当时陈士榘已经无官一身轻，但杨得志依然打趣说：“你是我们领导啊！你当年是115师343旅参谋长，下面三个团，我和李天佑、杨勇都是团长，你就不是我们领导吗？”
事实上，此时的杨得志、杨成武等人都是实权干部，比陈士榘职务要高。但在特殊时代，反而是陈士榘职务较高。
陈士榘的副手张震后来就任军委副主席，他给陈士榘打电话：“老首长，你要多指导我工作啊！”
由此可见，陈士榘的离休生活依然是丰富多彩，人缘是极好的。而这与他心性的磨炼也有很大的关系。
1995年，陈士榘去世。去世前，他的妻子问他一生最爱谁。陈士榘艰难地说：“毛主席”。陈士榘去世后，天降大雨，天公似乎也为这位功勋卓著的上将哭泣。望着陈士榘的灵柩，张震嚎啕大哭：
“华野的领导们都走了，到时候谁来送我啊！”
马上打天下容易，下马坐天下难。陈士榘成功地完成了从战将到和平时期干部的转型广州股票配资，最终功成身退，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陈士榘上将，千古流芳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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